各级各类行政机关都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都是国家行政权的分担者。

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法治能够为国家治理输入秩序、公正、人权、效率、和谐等良法的基本价值，从而引导国家治理走向善治。［11］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给宣誓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 宣誓就是一种宣示承诺或约定的庄严仪式。

宪法宣誓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类文本。要求公职人员承诺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实际上是要求公职人员首先承担与公共职位相关的职责与义务，然后才能获得与之相应的权力。国家政权存在，国家象征就会存在。总之， 盟就是一种祭祀祖先或神明的仪式。概括上述三种规范性要求，可以明晰定义宪法宣誓的概念: 所谓宪法宣誓，是指宪法规定的公共权力交接程序，是国家公职人员在庄严的仪式中做出的忠于宪法的郑重承诺。

因此，国家象征是阐释宪法宣誓制度的政治意义不可或缺的维度。公职人员应该服从上级，但是上级不能成为政治忠诚的对象。对于数字化引发的公法革命性变化的深刻性，新近出版的《信息技术革命对国家、宪制和公法的影响》（2021年）一书在其导论中做了如下代表性的阐述：我们现在正处于信息和技术革命中。

所以，依托行政时空生成的各类行政管理制度，在数字化新行政时空中几乎都有重塑和新建的任务。总之，自动化决策将成为数字行政法系统化建设的中心议题。无论是法国狄骥教授在《公法的变迁》一书中所说的从公共权力行政法到公共服务行政法的转型，还是美国斯图尔特教授在《二十一世纪的行政法》一文中对美国行政法五种模式递进发展的阐述，或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新行政法或者新公法的各种讨论，都没有像现在谈论数字技术应用那样将行政法的转型与技术应用如此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革命事件，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道德、人类和社会支柱的本质。

在自动化政务服务领域，政府提供的身份和企业证照等基础性服务，在技术上已经具备异地和全时提供的能力，可以不再受行政区和法定工作时间的限制。由于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的应用具有越来越强的去中心化趋势，一个类似传统行政法的稳固的制度体系可能难以完整地呈现和持续存在。

大卫?约翰逊和大卫?波斯特在《法律与边界：网络空间中的法的兴起》一文中呼吁认真对待网络空间。对传统行政法进行制度更新和构建数字行政法体系，是我国行政法发展的新使命，推进和完成这一使命是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时代性任务。第三类在行政法学领域受到关注的程度相当高，它致力于解决数字化对既有行政法的系统性挑战。这里举出运用这一标杆进行评价的两个例子。

浙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行省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其做法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按照休斯的观点，信息通信技术对政府的真正革命性作用，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政府运行中的使用。但是，近年来，我国合宪性审查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国行政法发展的敏感度和集成度，这也包括数字行政法的系统化进程。例如，在法律渊源方面，德式行政法教义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成文法生存的。

政府根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行为数据，对人的行为性质及其特征进行评估，继而采取的预测性和预防性行政措施是否合法存在严重争议，这其中以利用人工智能生物识别技术对人的监控形成的行为数据的争议尤甚。行政规制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无形财产对有形财产的嵌入并形成对各类财产的主导力。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管理分析型行政法的出现，就是公共行政促使行政法变迁的一个重要例证。其次，在政府规制过程中出现了程序与实体并重的新结构。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关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和该法关于政府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说明，对个人数据信息权利与数据的公益功能进行划分仍然是必要的。政府对市场的规制是以克服市场失灵为宗旨的专业化行政活动。法律上正在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以推进转型。如果行政正义建立在行政裁量之上，那么就不应当放弃行政裁量。数字法治政府正在成为法治政府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性新方向。双价值体系是指行政法一贯坚持的价值和在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新价值。

产生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法教义学框架，是否可以适应数字化行政问题的答案正在逐渐地清晰起来。这是过去的行政法变迁所没有经历过的情形，也是数字行政法体系的特殊形成方式。

按照行政法的传统要求，要在一致性和个人处理之间取得平衡，在计算机化系统中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数据主体可以选择退出完全自动化的决策过程，或者要求重新考虑已经做出的决定）。智能化决策以数据作为驱动力。

在此，两位教授乐见计算机代码发挥的积极作用，指出了需要改进的缺陷，支持了代码在数字行政法形成中的作用。（二）法律体系的新结构 公法与私法二元化的法律结构是行政法存在的前提。

在数字化进程中，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的分向发展反映了工业时代形成的法律体系的现实影响力。由此看来，《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个人信息权益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根据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的影响，英国的一个研究项目提出了数字时代公共行政新范式的主张，这一项目曾对英国、美国等七个发达国家中央政府的电子政务进行了历时五年的考察。王锡锌教授分析了个人信息权益的宪法保护问题，他认为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但此种权利并非民法意义上的权利，而是国家履行其保护义务的价值基础与宪法依据，其功能主要在于对抗和缓解‘数据权力对个人信息造成的侵害风险。

（2）行政法体现了某种手段和目的的合理性。它正以其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基础对我们共同生活的关键概念提出挑战。

第一是数字行政法的系统性框架问题。基于数字化的新产业革命和行政组织及其行政范式的变革为数字行政法的兴起提供基本背景。

美国总统2019年2月11日第13859号行政命令，明确提出了以人工智能改革几乎所有行政部门和机构的目标。这些变化强化了政府规制数字市场的政治性因素，赋予政府规制数字市场新理由，要求以规制为重点的行政法制度进行重大调整。

四、数字行政法的系统化 系统化是数字行政法的重要形成方式，也是行政法对整体化数字政府的制度性反应。英国在2012年提出政府数字战略，随后又制定了2017年至2020年的数字政府转型战略，其着眼点是政府与公众和企业的关系。人工智能对这三个关键规范都有负面影响。这一判断为认识公共行政数字化进程的阶段性提供了依据。

由于德国行政法的宪法化日盛，行政法教义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已经式微。人们对于这种大型变革的实际需求及其变革的条件和途径等制度形成问题，需要有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

我们社会的道德、政治、经济和法律基础受到了深刻的动摇。摘要：数字行政法的演化和形成是行政法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迁。

本文试图从比较法的视角，对数字行政法的兴起和形成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行政机关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决策的合法性基础，包括人工智能的可控性、可信性、可解释性和透明度。